浙商回归:浙江经济的救赎迷局

发布: 2013-12-06 |  作者:  |   来源: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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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下旬,一场有2000余名浙商大腕参加的招商盛会如约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会场上,平时矜持的浙江官员毫不避讳地要求海内外浙商根系浙江,“向总部回归、项目回归、资本回归。”
 
  与两年前浙江省官方举办的首次世界浙商论坛相比,今年浙商大会的主导人级别略微降低——论坛组委会负责人是浙江省委的一名副书记,副手则是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而首届世界浙商论坛组委会的负责人系由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指挥。
 
  “集聚资本新高地,重塑浙江优势,让更多的浙商回归”,是这次高规格大会的根本目的。会议由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导,省工商联、省政府经济协作办、省侨联等多个部门倾力协作,组委会分别向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浙籍商人发出了邀请函,暗示他们要“投资桑梓,回报乡里”。
 
  省级地方大员亲自上场公关,打乡情牌,邀约海内外资本回乡投资。在这份殷勤背后,是近年来沿海经济大省浙江增长乏力的窘境。作为刺激经济的无奈之举,依靠乡情召唤式的“浙商回归”能否如愿完成浙江经济的救赎,抑或只是权宜之计,甚至沦为官场形式主义的闹剧,还有待继续观察。
 
  乡情的救赎
 
  浙江经济向来以民企唱主角,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内各项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在近几年遭遇瓶颈。从2010年开始,浙江省GDP增速连续三年位列全国倒数几名,今年前三季度实现GDP26195亿元,虽然增速达到8.3%,但全国增速排名仍不容乐观。
 
  大陆学者赵伟统计研究发现,浙商几乎遍布全球,大陆境内约有600万浙商,海外约有150万,影响力巨大。浙商境外投资覆盖了138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有8个境外园区,经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多达4902家,累计投资总额112亿美元,境外投资数量和规模在大陆各省市区中均居第一。
 
  浙商得以做大,并成为海内外第一大商帮,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大陆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浙江率先进行了乡镇企业量化产权改革,与个体经济一道,成为催生浙江民营经济大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量。
 
  在接下来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无论从绝对实力还是相对地位来看,浙江民营经济一直全国领先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2002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至巅峰时,浙江民企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占据202席,让其他省市望尘莫及。
 
  从那以后,浙江民营巨头虽然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发展势头开始逐渐减弱,呈现出持续走低的总体趋势。“浙商发展始于商品市场发展繁荣阶段,集中于消费品和轻工领域,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前期特征。”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李建华副教授说,浙商崛起的背景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中央政府开启、推动和持续主导的体制转型和地方政府在制度转换上的率先行动,是浙商崛起的前提。
 
  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浙商崛起的先行优势消失殆尽。囿于浙江生产力要素稀缺的现状,在资金、管理、综合实力达到新水平后,浙商开始纷纷走出浙江,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求商机,追逐土地和矿业等稀缺资源。李建华说,这使得浙商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资金、管理都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
 
  随着浙商投资的流出,作为浙商总部的浙江省,企业空心化逐渐变得严重,而建立在民间融资沙砾上的民企发展链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也因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慢慢崩溃。在长三角企业倒闭潮中,浙江的宁波、嘉兴、温州、台州等地,均有大批民企陷入债务危机,歇业倒闭。
 
  “那时浙江经济的坏消息不绝于耳,到处风传民营企业‘过冬说’‘转型升级预期不理想说’等等,浙商发展的中短期风险已经累积到一个临界点。”赵伟说,即使到今年,浙商跑路的消息仍不断传来。
 
  浙江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显着标志,是在大陆省市GDP增速榜单上连年落后。浙江省经信委一位退休官员称,“十一五”末期,浙江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全省工业投资排名全国第26位。如何使浙江经济倍增成为政府官员挠头的问题,海内外丰富的浙商资源或许是救赎浙江经济回暖的捷径。
 
  一号回归工程
 
  “大约在2010年左右,浙江省主要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省经信委、发改委等机构找我们商谈对策。”李建华说,多名专家在小范围讨论中给省里出主意——吸收和利用遍布全球的浙商资本,让其回乡投资,以此发展和拉动浙江经济。
 
  时任浙江官员也认可了此方案。从2011年开始,看起来高端、洋气、热闹的世界浙商大会便成为浙江省级政府主导的重头戏,上行下效,“浙商回归”成为近两年浙江各市县政府招商引资的核心工作。
 
  政府以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动方式,强力推动,使得“浙商回归”成为浙江党委和政府系统的“一号工程”。“盯死钉牢目标,挂图作战,要有三顾茅庐精神,不达目标死不休。”浙江一位不具名地方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上面下达死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官员主动出击联络省外浙江商会,“探乡情、寻乡亲、闻乡音”,还要对省外和海外浙商在本辖区内的所有亲属情况了然于胸,对其父母要照顾有加。“曾经有海外浙商被家乡父母官伺候父母的行为所感动,最终回家乡投资。”
 
  从今年5月开始,浙江省有关部门即开始酝酿10月份的这场招商盛会,“十万浙商进百区”、“对接1000个以上的投资项目”等等提法,逐渐成为浙江官员的口头禅。所谓“十万浙商进百区”,是要求动员和组织10万海内外浙商与浙江100个各类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园区、重点城区对接,开展项目考察、投资洽谈,力争促成1000个以上投资项目落户。其中,省会杭州计划举办20余场对接活动,邀请1.3万余名浙商进园区、进楼宇、进城镇,其最终目标是协议引进资金不少于200亿元人民币。
 
  在指标重压下,各级官员全力以赴,他们倾心相向的两类对象是:让那些以前在浙江没有基业的或者总部和重心放在外面的那部分浙商,力争回浙江投资;企业总部设在浙江,但投资主力在省外的,现在力图使其倾斜浙江。
 
  据官方公开的数据,截至8月底,浙江全省已组织开展“十万浙商进百区”活动913场,参加浙商52910人次,签约项目1134个,内资投资5701.25亿元,外资投资21.07亿美元。
 
  “这些数据事实上是有水分的。很多浙商的总部在浙江,地方政府要搞回归经济,三天两头开会,每次要求签约指标,企业便虚报投资数字交差充数,官员也心知肚明。”浙江省经信委一位退职官员透露,浙商回归本意或许是好的,但现在差不多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真实效果如何,得看年底GDP增速排名。
 
  为了回归而回归?
 
  政府强力主导“回归经济”,到底效果如何?在知名浙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看来,浙商投资是一种市场和商业行为,“我相信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浙商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回归,如果明知投资不赚钱,还要回归,不如做慈善。”
 
  鉴于这两年“省外浙商投资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也不少”,以及投资家乡、回报桑梓的亲近感和安全感,汪力成并不排除回归经济中的感情因素,但像他那样总部放在浙江,省外投资规模远超省内的民营企业,仍是多数。
 
  包括娃哈哈集团、农夫山泉在内的很多浙江企业,其在省外的生产基地远大于省内;吉利集团在收购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沃尔沃之后,三条整车生产线都设在省外;知名浙商、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响应“浙商回归”,决定在义乌投资一家国际医院,但也主张“浙商不应该为了回归而回归”,强调要根据落地城市的禀赋合理选择回归项目。
 
  “很多在省外或境外成长起来的浙商,已跟所在地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李建华说,受浙江本地的土地、劳动力等诸多生产要素的限制,有些浙商根本无法自由发展,“现在让他们回来,作为一种趋势,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历史上浙江一带工业化为什么没有完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不具备工业化的资源条件,可以预料,除了基础设施等一些领域,浙商投资还有稍许空间,真正大规模的浙商回归,还是有难度的。
 
  浙江青田籍侨商、美杰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郭胜华响应海外侨商回乡创业的倡导,多次率团回浙江考察项目,他希望政府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但是否投资并长期留驻,仍未做决定。与他同行的一位侨商坦言,长年在海外打拼,已经对国内的市场环境、体制环境有所脱节,不知道回来还适不适应?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项目当中,大部分跟地产有关。”浙江商会一位参与“回归工程”的副会长称,这些回归的浙商开口动不动投资100亿,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滚动投资利用银行贷款?
 
  赵伟也认为,“浙商回归”,本质上出于官员的GDP依赖症心理在作祟,系一厢情愿,是舍本求末之举。他说,浙江本地还有号称2万亿的民间游资等待出路,地方政府主导“浙商回归”,给出种种让利政策,这对本地浙商不公平。
 
  从既往的经济发展来看,浙江如果不改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而继续沿袭以往招商引资的老路,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短时间内不可扭转。“任何经济转型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商说,地方政府与其大张旗鼓倡导“浙商回归”,不如踏踏实实干点实事,容忍GDP减速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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